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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强:支持刘国光教授谈话,切实解决倾向性问题——南京研究所

  • 2019-05-28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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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7月15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发表了《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长篇重要谈话。[1]他尖锐地指出,“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认为这“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他分析了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些高校和研究领域被边缘化这种状况的原因;对解决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石激起千层浪,刘国光教授的谈话引起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

刘老谈话发表不久的10月8日,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就把学习这篇谈话,列为第5次研讨活动的专题内容;来自江苏省委党校、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总工会干校、南京第二机床有限公司等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纷纷畅谈自己的体会。一致认为,近年来,理论界正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篇谈话是老一辈经济学家落实“意见”精神的表率行动,对于解决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西化”倾向问题,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国内许多专家学者支持和称赞刘老的同时,却出现了与此对立的另一种态度。某著名高校的经济学网站把刘教授的谈话加上了“奇文”贬低,网上有的评语甚至对刘老进行人身攻击;曾经担任过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先生,不指名地把刘老的谈话以及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指责为社会上出现的“一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为了回应这种指责,避免混淆视听,2005年12月30日,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30余人进行了一次研讨。大家认为,把“反对改革”的大帽子扣到刘老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学者身上,毫无道理,这正好证明了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应当把这顶帽子丢还给把私有化当作改革的假改革者。下面,兹将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5、6两次研讨会的主要发言合并整理如下。

一、刘国光教授的谈话实事求是地揭示了经济学界存在的倾向性问题

到会发言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刘国光教授的这篇谈话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高屋建瓴,有的放矢,实事求是,说出了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大家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和坚决的支持!

著名经济学家、江苏社科院沈立人研究员指出,刘国光教授从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以及队伍、领导权说起,并非杞人之忧,坐而论道。而是从此切入,延伸到不少对现实的忧患。沿着刘国光的一些指点,近几年来,在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中,不少情况值得回头看:

一是国有和公有企业改革,要不要坚持主导、主体,还是或明或暗地推行民营化即私有化?国企改革是整个改革的基础或中心,但是由于反腐的败退,一些地方政府搞“国退民进”、“一卖了之”、“卖光算数”,把改革成本推给职工,让他们早退、买断和减薪、加班。对此,我写过文章,在省内外都无法全部发表;了解情况也难以上达,因为做的人不公开讲、不落字迹。二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不要去其冠词和定语?这在改革开始就有争论。邓小平说,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是下面在实施中却被抛掉了。三是在分配问题上,陷入了“马太效应”的泥淖,值得反思。这几年开始注意基尼系数,但是有的政府部门却讳言突破警戒线,群众则已不满两极分化。四是劳资关系多年来纠纷丛生而常遭掩饰。有人或是否定剥削;或是鼓吹廉价劳动力;或是肯定原始积累;或是盛赞贡献在企业家;或是认同工会不作为。其结果,不仅农民处于(绝对和相对)弱势化和边缘化,工人(阶级少提了)也处于同样状态。还有其他一些矛盾,如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过热、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的过份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组织的落后。

沈立人研究员认为,发生上述情况,除了历史积弊外,不少源于指导思想特别是政府行为的欠端,而寻根溯源,不能不与实际奉行的经济学原理攸关。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照搬西方经济学,在神州大地已经见其后果了!

江苏省总工会干校李树泉教授说,刘国光教授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如果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真的成为主流、主导的地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长远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取消党的领导,或使她变色。”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刘国光教授的谈话是实事求是的。我们有目共睹。例如,在美国对我分化、西化的战略面前,有人竟以美国做为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在人民网论坛2005年5月31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一文中说:“比如在美国,他也有国有企业,联邦邮政是国有企业,但是他绝大部分竞争性的领域,包括军火工业都是私营,这个也没有关系,而且老百姓都接受,政府觉得军火企业是私有的,他也可以监管”。又如,人称“曹破产”的曹思源,他公然主张党改名叫社会党,他的著作名叫《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这样的著作竟公开出版,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销售。再如,中央党校某经济学教授,竟对我们党的省部级干部公开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人都是自私的等等。出现这些怪现象,正是由于在一些领域,淡化了四项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生了动摇。刘国光教授的讲话针对这些错误倾向,对于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

在研讨中,大家对某些对刘老进行人身攻击和错误指责的说法,进行了有根据的批驳。有人把刘国光定性为传统计划体制的维护者,但是中老年同行没有忘记,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他最早提出计划要以指导性为主,逐步取代指令性,他积极牵头制定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素以“稳健的改革派”而著称;有人把他对当前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的揭示认为是否定改革,但是他多年来对改革有一系列的主张,不少为领导层采纳,起到了大家所公认的推进改革的积极作用;有人对他协调效率与公平斥之为倒退,但是最近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要求注重社会公平,这正是刘国光教授提出的建议。相反,那些认为注重公平就是倒退的学者,既是脱离现实,又是脱离群众的。

二、围绕刘国光教授谈话的争论实质是两种改革观的斗争

刘国光教授的谈话发表后,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与之对立的意见。高尚全先生在2005年10月3日《经济观察报》对他的访谈中,把批判新自由主义、反思改革当作“反对改革”。大家认为,刘国光同高尚全之间的观点分歧,并不是坚持改革还是反对改革之争,而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两种改革观之争。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强调,党中央多次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必须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根本区别开来。两种改革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

一是改革性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前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下简称“后者”)的性质,是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二是改革目的的区别。前者目的是通过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部分,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后者的目的是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

三是改革理论基础的区别。前者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者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四是改革目标的区别。前者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富民强国。后者的目标是推行私有化、非调控化(自由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全面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制度),造成两极分化和殖民地化,导致民穷国衰。

五是改革对象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产品经济体制,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后者的改革对象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要以“改制”为名,改掉、消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六是改革依靠力量的区别。前者在改革中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社会实践。后者的改革,只依靠少数“精英”,并依靠外国人的力量来推动。

七是改革方式上的区别。前者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经过试验,加以总结提高,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例如,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首先在安徽凤阳作试点,再向全国推广。同时,对于像华西村、南街村那样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也允许不搞联产承包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后者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由少数精英出方案,依靠行政力量,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推动,大搞一刀切。例如,前几年推行的国有企业“改制”,将国有资产“一卖了之”,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和大批职工失业;“教育产业化改革”和“医疗市场化改革”使老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等,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产生严重后果,激起了广大社会成员多方面的不满。

八是改革原则的区别。前者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后者以资本为主宰,为富人的利益着想,搞劫贫济富,大肆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失去社会公正。

九是改革效果的区别。前者注重社会公平,必定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后者必定不断产生少量暴富阶层和大量弱势群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动荡。

十是两种改革前途的区别。前者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实现富民强国。后者的改革前途是走向权贵市场经济和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殖民地经济。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前苏联等其他国家通过“改革”达到了这种目的。为了避免这种前途,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

江苏小康与现代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东和教授指出,以刘国光国志为代表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与坚持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派之间的争论,不是什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不是什么“反改革派”与“改革派”之争,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穷人的经济学”与“富人的经济学”之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对古典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各种流派的批判中诞生的,充满着改革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必然是改革派。指责刘国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是什么“反改革派”,这是十分荒谬的。

一些学者认为,目前这场两种改革观的争论,是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斗争的继续。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顾问、南京大学奚兆永教授对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倾向的出现和发展,作了历史的回顾。

他指出,企图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苗头,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出现。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马丁”的文章,提出了“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即:⒈“从批判经济学到建设经济学”;⒉“从经济政策的理论阐述转向科学分析”;⒊“从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排斥、否定转向分析借鉴”;⒋“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向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⒌“从经济关系的一般研究转向运行机制的具体研究”;⒍“从经济的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⒎“理论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⒏“从微观经济学转向宏观经济学、从短期规划转向长期战略的研究”;⒐“从孤立的单向度的经济学研究转向综合的多学科的社会经济学研究”;⒑“从线性知识结构转向复合性知识结构”。)不能说这篇文章一无是处,但是,这篇文章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倾向却是很清楚的。经济学界曾经对这篇文章引起注意,并准备展开一场讨论,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讨论未能真正展开,失去了一次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批判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错误的好机会。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举行14届3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个决议被一些人当成是西方经济学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有人甚至狂妄地说:“他们(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知识(指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等于零了”。针对这样一种态势,《高校理论战线》杂志曾于1994年3月29日到4月1日组织过一次“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我国许多著名学者如陈岱孙、陶大镛、高鸿业、朱绍文、胡代光、刘涤源、吴易风、范家骧、丁冰、杨德明等都到会,对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特别是当时已94岁高龄的陈岱孙老先生鲜明地提出:“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一度进行过盲目的批判;现在又存在着一种危险,即盲目的崇拜。盲目崇拜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因此,目前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有深入一步的必要。”但是这样一些批评的意见,没有能够改变西方经济学在我国越演越烈的势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在我国教学、研究和决策中的地盘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一些人直言不讳地把自己所崇尚的西方经济学称为“主流经济学”,这造成了严重后果。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刘国光教授以经济学家的科学良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挺身而出,大喝一声:这样下去不行,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他说得太及时了!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由于问题暴露得已经很充分,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正是纠正错误倾向的极好机会。我相信,刘国光教授的这篇谈话一定会对中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及教育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做出积极的贡献。

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认为,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曾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2]实践证明,这是高瞻远瞩的。刘国光教授站出来讲话,正是贯彻邓小平这个战略思想的实际行动。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也是鉴别真改革与假改革的标准。积极推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真改革;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推行私有化改制,动摇乃至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这是假改革。在改革初期,人们的注意力难免集中在揭示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上,往往不容易发现那种名为市场化改革而实为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演变的真实意图;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当实践证明那种主张并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要走向资本主义制度,是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危害公有制经济基础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们就必定会看出那些主张的真面目,并批判这些主张的错误和危害性。这种批判,正是为了促进改革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其实,那种鼓吹新自由主义,企图把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改制”,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反对者和破坏者;因为搞私有化,只能使当代中国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国。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已经科学论证了的;原苏联、东欧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也充分证实了这个道理。所以,对于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企图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对立起来的假改革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像刘国光教授那样,站出来讲话,敢于提出批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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